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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聽證會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然，聽證會基本上屬于一種咨詢性程序，而非決策程序，未必需要成為一個強制性的法定程序。對于某些不存在太大爭議的法規或政策，確無必要舉行聽證會。但如果某些問題確實需要舉行聽證會，則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從而正確地反映民意。從這個角度看，目前各地盡管有舉行聽證會的熱情，但程序上不乏不盡如人意之處—— 第一個突出問題是，聽證會準備不足。有關立法或決策部門向社會公示相關法規或政策草案的聽證時間普遍地滯后。比如《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征求意見稿）》立法聽證會陳述人是在聽證會召開的前一天確定和公布的。代表倉促產生，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調查、思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聽證會通常只能就表面看來最吸引人們注意力的規定爭論一番，而無法從容地對整個法規或政策進行思考和辯論。 第二，聽證會代表的產生具有隨意性。在參加北京市電價聽證會的代表中，黨政干部占了大多數，這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當然這種隨意性其實是由客觀條件所限。在現代民主政治中，不可能人人參與決策。在政府立法或決策過程中，各個群體的權利和利益，大體上只能由他們的代表來“代議”。當然，立法機構的代表必須通過法定選舉程序產生。不過，代表也可以自發地產生，尤其是參加聽證會的代表。這是由聽證會的性質所決定的。 此外，還有諸如聽證內容的確定、聽證過程的透明、聽證結果的反饋等方面也有不規范的地方。 怎樣讓聽證會代表具有“代表性” 聽證會討論的一般是經濟、文化、社會問題，涉及到消費者群體、有車一族、學生家長、出租車司機等群體，其代表是不可能選舉產生的。 不過，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這樣的代表其實是“現成”的，那就是各種自發形成的該行業、該群體的自愿性群體。目前的問題是，這類群體組織發育很不完善。從而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當立法或行政機構咨詢意見時，不知道該找誰，或者所找到的人，很難得到民眾的認可。有時，當擬議中的法律或政策影響到———尤其是損害到———某個群體時，該群體內部也會有若干活躍分子（比如消費者代表）自發地成為該群體的代表，但問題在于，由于他們是自發產生的，有些政府部門不愿意承認這些人的代表性。 因此，解決聽證會代表的代表性問題，需要政府改革觀念與政策：鼓勵民間組織成長，鼓勵各個群體代表自發產生。假如能夠形成一個良性的民間組織網絡，則大量的立法或政策咨詢活動，其實在日常就可以進行，而不必一定等到召開正式的聽證會才使各群體表達自己的訴求。 聽證會形式還可多種多樣 除了目前各地較多舉行的價格聽證會、決策性聽證會及立法性聽證會之外，聽證會的內容和形式，還可以多種多樣。 在發生引起民眾廣泛關注的人為突發事件、涉及到官員失職之時，地方人大常委會可以及時召開聽證會，召集相關部門官員、專家及民眾，揭示事件、問題、沖突的真相，檢討起因，尋求解決之道。這屬于“調查性聽證會”。 同時，目前的立法性聽證會、決策性聽證會，一般都是有關部門先拿出草案，然后聽取一下民眾代表的意見。這樣，民眾參與立法和決策的程度，可能難以深入。其實，聽證會在政府活動的程序中可以提前，作為地方國家權力機構，地方人大常委會可以就社會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召開“預備性聽證會”，召集行政部門官員、學者專家及熱心公共事務的民眾，對其予以理性的討論。這樣的聽證會本身未必會直接形成法律法規或政策，但卻可以為未來的立法或行政決策做準備。 聽證會這種政治程序本身就是由地方嘗試、并被競相模仿而擴展開來的。考慮到這一點，有關機構似乎沒有必要匆忙為聽證會立法。事實上，根據民主制度的性質，聽證會本身就不應當是立法或決策過程中的一種法定程序，而是一種咨詢性程序。因此，用法律來明確地規定它，可能也是多余的。盡管如此，我們仍有理由期待，出于地方間的制度競爭的壓力，各地會不斷地探索聽證會的新形態和合適范圍，并逐漸地形成有關聽證會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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