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張嘉倪的丈夫買超發布一條行車記錄儀視頻引起網絡關注。

畫面顯示買超所駕駛的汽車是正常行駛，行經路口的時候信號燈為綠燈；車內播放著相對輕柔的音樂，并不會達到影響駕駛的程度。在經過路口的時候，一輛送外賣的電動車徑直駛向其駕駛的汽車；買超車輛有減速動作，隨后外賣員駕車繞到汽車前方并轉向左側。

后演員買超喊話外賣員：

別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外賣員闖紅燈、逆行或隨意穿行幾乎成為常態，不論是在機動車道、非機動車還是人行道里；甚至有一些外賣員在人、車流很大的路段里會持續鳴笛對他人造成困擾，在人群中也敢于持續鳴笛催促與穿行，部分外賣員的駕駛行為或可達到危險駕駛的程度。然而這種現象卻幾乎無解！因為交通警察不可能無死角的覆蓋所有路口和商業街區，而送外賣使用的電動車普遍沒有號牌，外賣員則敢于無視交通法規；并且部分非公路路段或商業街區路段并無交通監控設備，于是外賣員才敢于在人群中肆意穿行。

在非機動車或兩輪車與機動車或行人的交通事故里，已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外賣員造成。

如何從根源解決外賣員配送過程常態化交通違法的難題呢？

想要從根源上解決難題則需要先找到根源！

有觀點認為外賣員之所以無視交通法規和自己與他人生命安全去“搶時間，”原因是外賣平臺對配送時間限制過度——筆者從不認可該觀點。作為同樣會點外賣的人，幾乎每一次看外賣員的配送軌跡都能發現外賣員會同時接許多單；實際上的配送時間是絕對充足的，只是在一單的配送時間周期內，外賣員會接并且準備配送許多單。

所以導致時間不夠用的原因根本不是時間限制過度，而是外賣員自身沒有合理規劃時間。

然而此時一定會有外賣員說外賣單的單價低，不得不同時接許多單；可是這并不是理由，因為送外賣這個職業不會是高薪職業，也不應該是高薪職業；究其原因是其毫無技術門檻可言，能騎電動車、會用智能手機的人都能去送外賣，這就等于身體和大腦健全的成年人甚至未成年人都可以去從事。

一個毫無技術門檻可言的職業不可能是高薪職業。

一個毫無技術門檻可言的職業如果能獲得高薪，誰還會去讀大學呢？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

可是諸多外賣員對于薪資明顯有不合理預期，現在還有一些外賣員期望月薪過萬；可是就2024年DPI數據來看，綜合城鎮和農村的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314元，平均到每一個月是3442.83元。

對于沒有技術門檻且對體能要求不高、體力勞動強度低的送外賣的工作而言，其僅適合相當于或略低于平均值。

選擇送外賣就要對薪資水平有合理的預估，外賣平臺有責任將合理的薪資預估告知從業人員。

進而避免外賣行業出現“內卷式”競爭。

同時外賣平臺的系統算法是一定能夠算出外賣員同時接多少單會導致配送超時的，所以外賣平臺確實有一定責任——其責任在于不對外賣員同時接單數進行真正有效且合理的限制！反之，問題根源已經找到；想要解決問題則需要從外賣平臺著手，首先應當明確告知合理薪資水平，其次應當明確限制外賣員同時接單數——人性是貪婪的，只要規則存在漏洞或可以自行找到理由或方法去搪塞，那么不論把配送時間放寬到多長，結果都只會讓外賣員同時接更多單！不要期望外賣員能夠自律，這是不現實的。

現在的外賣員所帶來的問題不僅是道路交通安全隱患，同時還有所謂的“平臺轉嫁矛盾”的問題；正如上所述，就算把一單的配送時間放寬到一個小時，外賣員也只會同時接更多單去爭取更大的收益。結果還是會出現頻繁的配送超時問題，外賣員還是會以“平臺限制時間過度”為理由來為自己開脫。

能開脫則開脫，開脫不了就會和點外賣的用戶進行爭吵，抑或者進行道德綁架甚至以“知道你家住哪”的話術進行威脅。

再不對外賣員進行約束、對從業人員進行篩選、對其服務意識進行培訓的話，外賣員終究會成為過街老鼠。